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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四川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院联合举办 “后疫情时期金砖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路径与方式”学术研讨会
2020-06-05 09:20  

2020年5月31日,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与四川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院联合举办“后疫情时期金砖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路径与方式”线上学术研讨会。中心副主任崔铮副教授、专职研究员殷红教授、李永涛副教授、孔桥雨博士、尹如玉博士、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硕士生杨越茗、四川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江时学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院对外关系研究所所长朱天祥副教授、金砖国家研究院人文交流研究所所长张庆副教授、金砖国家研究院经贸投资研究所所长谌华侨副教授、金砖国家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蒲公英副教授、副主任游涵副教授、巴西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梦茹博士、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孟利君博士、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段孟洁、国际关系学院郭兵云博士等分别从多角度围绕后疫情时期金砖国家合作发展进行了交流发言。

江时学教授就“金砖国家在抗疫中的表现与合作”、“后疫情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态势及走向”、“对后疫情时期金砖国家合作的若干建议”三个方面做了报告。江教授指出,金砖国家应对疫情的方式方法是基于其本国的国情,各不相同。不能被视为金砖国家组织的集体抗疫,而是双边层面的合作。不宜高估疫情对全球化、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影响,不宜高估疫情对金砖国家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的影响。在接下来的金砖合作中,要做到“十要”: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保持正确的方向;要维护金砖国家一级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发展空间;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保持协作,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要继续推动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框架的核心位置,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重视线上办公、线上购物等迅速发展的新业态;要争取圣彼得堡峰会前明确新开发银行扩员的首批新成员;要继续加强人文交流;制定并实实在在地落实《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金砖国家在抗议中开展了哪些合作?与五国人民在疫情中遭受的巨大痛苦相比,与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的热切期盼相比,金砖国家在抗议中的合作是否应该更加密切、更富有成效?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在抗疫中是否发挥到了极致?如何理解金砖国家合作与南南合作的关系?在不可能签署FTA的前提下如何推动经贸合作?如何在全球治理的各个具体领域开展合作?

崔铮副教授从中俄双边关系角度切入,做了题为“后疫情时代中俄政治经济关系构建”的报告。崔铮指出,中国疫情爆发之初俄政府在疫情防控上表现出了防华亲欧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中国和欧洲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爆发疫情后俄罗斯反应迟缓,在中俄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上,俄罗斯对中国的援助比其他国家晚很多,却对欧洲国家反应迅速;俄罗斯国内财政负担过重,对华支援有限。在后疫情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方面,需要大力强化构建中俄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加大相互政治支持,拓展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积极充实双边共识;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思想基础,进一步加强传媒和智库的合作,勇于提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新思维和新动议;新时期中俄双方应继续加强战略和安全合作,对“颜色革命”保持高度警惕。崔铮认为,中俄经贸合作是以政府主导大项目合作为主,疫情冲击下的短期影响有限。在经贸合作实践中,中俄两国之间包括能源合作、汽车制造、科技、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并未受太大的影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中俄双边经贸关系中长期的影响主要是由中俄经贸合作的结构性特征、俄罗斯经济形势、俄罗斯地区经济战略和疫情后全球经济秩序四个方面决定。崔铮建议,第一,挖掘新的增长点,保障中俄双边经济关系发展态势;第二,提高疫情后中俄双边贸易合作的机制化和相对于政治合作的独立性;第三,积极应对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经济秩序的冲击,加强与俄罗斯在区域多边层面的经贸合作。

四川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院的多位学者就具体国家进行了有关金砖国家合作的探讨。谌华侨以“后疫情时期中巴的经济发展”为题发表了演讲。他指出,疫情之后中国是否能够恢复经济复苏和发展很重要。从巴西方面讲,中巴经贸,特别是出口,逆势上扬趋势明显。即需求和投资很有可能会在疫情之后再次决定金砖国家的合作形式。而在此过程中又存在另一个问题,即这样的投资和需求,特别是金砖国家国内市场的容量,会导致区域性的差异。从地方的需求,特别是进口以及地方吸引投资层面上讲,巴西经济的差异化或者个性化发展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段孟洁认为,从双边关系角度来说,如何在金砖机制下推进中印合作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中国疫情爆发之后,印度的动作非常迅速,快速关闭了中印航线。印度目前仍然存在着非常高的感染人数,而且由于印度疫情监测能力有限,这个数字的准确与否也是值得怀疑的。对后疫情时期中印如何开展合作,对于两国专家来说都比较迷茫。中印本身关系非常复杂,历史因素非常多。所以这一点确实是个难题。

郭兵云从理论角度分析了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国际机制的意义。首先金砖有共同利益,而国际金砖机制之所以产生,就说明这几个国家意识到他们之间存有一些共同利益。根据基欧汉的观点,三个因素会影响合作:第一个是互惠,互惠是合作的前提条件;第二是参与合作的国家数量。参与的数量越少,那么它的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大。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金砖国家的数量不多不少,所以它的难度也应该处于不大不小;第三个因素是对未来利益的预期。如果国家觉得在某段时期内合作效果不是很明显,那么他的合作意愿可能不是那么强烈。根据当前金砖国家发展的现状来判断,可能不同国家对参与金砖合作的获利预期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秘书处,金砖国家组织化程度会更高,但获益还是跟现在差不多,把把它再往前推进一步的意愿就不强烈。因此,疫情之后,金砖国家不管是内部还是其它,在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可能变化不是很大。

蒲公英指出,当前俄罗斯一直非常强调中美矛盾的突出性,认为这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一个主要矛盾,金砖内部可能面临分裂的风险。俄罗斯把今年金砖合作的优先方向定位在全球治理,也就是说,除G20的欧美国家外,G20其他国家也是金砖未来可能拓展的合作成员,也是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种拓展模式可能在中俄罗斯看来都是一种更加地区化和精英化的形式。对于这两种形式,俄罗斯还是把它看成是扩大朋友圈,扩大金砖合作的范围,加强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的一种手段。对俄罗斯来说,今年在疫情的大环境下,俄罗斯刚好遇到了金砖这一比较有力的抓手,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因此将来俄罗斯如何规划这次峰会还是很值得关注的。

游涵从后疫情时期国际格局转变和俄罗斯战略关系的调整角度对金砖国家合作进行了分析。特朗普宣布G7峰会将推迟到9月份召开,而且准备邀请包括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4个新成员加入。俄罗斯近些年一直想要改善和欧美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有可能会积极参加。中国需要抓紧中俄战略关系的脉络,避免出现大的战略关系调整,因为调整必定会影响整个国际格局的改变。其次,从金砖峰会角度来看,俄罗斯目前比较积极地做一些相关的推荐活动,包括最近颁布了俄罗斯对金砖峰会的战略和优先方向。除了俄罗斯的优势项目如粮食安全,与联合国、金砖、上合包括反恐、跨国犯罪等多边合作这些传统事项之外,这一次俄罗斯的议题特别强调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从经济方面俄罗斯强调了数字经济合作。人文交流方面,俄罗斯现在积极推动金砖国家网络大学。

刘梦茹认为,后疫情时期,巴西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是一个尤其需要关注的国家。巴西近期出现较亲美的行为,中巴关系出现瓶颈期,考虑到近期巴西政坛的走向,金砖合作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挑战和障碍。

张庆指出,疫情对于任何国家组织来说都是一次危机。既然是危机的话,应该是危险和机遇并存,但是目前摆在明面上的似乎是危险的东西多一些。但这个机遇到底在哪里?我们又如何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手段,把这个机遇变成现实,是学者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孟利君从双边关系角度出发,认为金砖四国与南非建立比较良好关系能够提高金砖平台的凝聚力,间接地促进金砖国家的发展。通过新开发银行为各个金砖国家提供复产的资金支持,应该是金砖国家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孔桥雨博士就疫情之下俄罗斯的对华舆情进行了分析。从1月份到5月份,俄罗斯对中国的舆论报道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俄罗斯的疫情没有爆发,这个时期俄罗斯对中国的舆情非常多样化,俄主流官方媒体是以大国关系为重,保持对华友好态度,同时捐赠物资、通过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等媒介向中国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第二类报道就是大部分媒体对中国的事件进行了比较中性和客观的报道,主要涉及到疫情的发生发展,中俄两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步骤,以及抗疫的新进展等等。第三类是消极报道,主要包含中国阴谋论。暗指中国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攻击中国政府诚信。第二个阶段是俄罗斯的疫情爆发之初的3月份,这时期舆论报道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国应该感到羞愧,中国应该对俄罗斯进行援助。第二类报道中国拒绝了俄罗斯的帮助,但只是把事件进行了整体的描述,并没有给予任何的评论。第三阶段对中国的报道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时期的报道对中国的抗疫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表达了羡慕之情。俄舆论认为中国政府的工作管理是科学的,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的奇迹。该阶段负面报道比较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中国的不信任仍然存在,俄罗斯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取决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存在敏感性和脆弱性。金砖国家的合作有限,像巴西和印度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因素,金砖五个国家之间很难形成共识。

殷红教授从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角度切入,把它置于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去分析其战略实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上两大主要的经济区域,一个是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还有一个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地区。这两个主导地区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再工业化趋势。再工业化也好,俄罗斯的进口替代也好,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如今大家谈到比较多的逆全球化进程,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新一轮的进口替代。

尹如玉博士就后疫情时期金砖国家社会安全领域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了发言。她指出,疫情期间俄罗斯媒体戏称,2020年第一季度俄国内犯罪案件正在变得越来越“文明”:抢劫、流氓行为和谋杀这样案件的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大减少了,犯罪案件正在“数字化”。据俄罗斯内务部此前报道说,俄罗斯在2020年第一季度使用IT技术的犯罪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84%,给俄罗斯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查看金砖国家2020年的犯罪指数和安全指数,就会发现,受疫情影响导致犯罪案件增加不是俄罗斯的个别现象。除中国之外,金砖其他国家在世界上安全指数的排名也在降低。犯罪率在提高,犯罪规模在扩大,而且案件类型变得越来越复杂。金砖国家内部面临建立起减少和防止犯罪机制的挑战,金砖国家之间需要通过合作机制,共享治理经验,共同减少社会安全风险。金砖国家之间关于社会问题的合作确实至关重要,因为金砖五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超过40%,通过‘做榜样’才能够影响世界,并且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看来,金砖各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一些进步大多归功于单个国家的国内政策,而不是金砖国家间的合作。而且,金砖国家不断强调尊重每个国家的内政,同时也认识到这五个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政策、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如何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情况下具体落实合作倡议,这个还需要五国不断磨合。

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杨越茗以“俄罗斯政府改组对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影响”为题做了发言。她认为,从国别来看,俄罗斯政府改组是在疫情背景下重要的政治行为,并且影响深远,希望能够从俄罗斯内部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进而对在金砖国家框架内社会化合作的路径有所启发。俄罗斯政府改组会给俄罗斯国家带来强劲动力,预计俄罗斯经济在未来几年里能保证增长势头,这是扩大国际贸易合作的利好因素。常规的合作重心将稳步提升,多边合作在俄罗斯新政府的作用下将会获得新的机遇和更有效的执行。

最后,朱天祥指出,要想准确把握金砖国家深化合作的方向,就必须首先搞清楚金砖合作面临的障碍何在。除了外部势力的分化和挑拨以外,金砖内部的团结合作至关重要。然而,这种内聚性却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挑战。这包括金砖五国竟然无法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会上就反对政治化和污名化的问题达成完全的共识;中印两国自5月初以来就在边境地区发生了持续的军事对峙;巴西国内亦先后出现了各种针对中国防疫抗疫的不友好言论。加上美国对华日益加码的遏制举动,以及特朗普意图召开包括俄罗斯和印度在内的G7扩大峰会,中方如何有效维护金砖团结并依托金砖合作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联合施压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他同时指出,金砖合作的影响力在于五国以一个声音说话,但事实上金砖五国一起行动的难度又确实存在。通过借鉴其他国际合作的经验,金砖国家其实也可以在合作方式上采取先行先试的做法。双速或多速的金砖合作也不失为一种较为实际的运作模式。在此背景下,但凡以金砖名义开展或致力于实现金砖合作计划的双边或小多边行为均可以被纳入金砖合作的范畴,并为未来的金砖五国大多边合作起到引领作用。他还认为,在本次疫情发生和蔓延过程中,污名化虽然缘起于一些政客,但民众受此影响颇深,有时还表现出深信不疑的态势。这是政治化对人文交流的负面影响的一种体现,也反映出金砖国家人文交流的成效仍然比较缺乏。虽然人文交流注重长线投资,其效果也并非立竿见影,但国际关系现实却又需要我们同时关注并发挥人文交流的即时功能。那么,人文交流如何在特定时期对特定问题发挥积极的正能量影响也是下一步需要集中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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