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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2011——《俄罗斯转型20年重大问题》
2011-09-26 19:48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的学术成果。“中心”致力于为我国研究转型国家经济政治问题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在广大同仁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出版了《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的第一辑。

前苏东国家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转型已经持续了20余年。作为典型的转型大国,俄罗斯的转型历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确定了“俄罗斯转型20年重大问题”作为第一辑的主题,精选了“中心”以及国内其他科研院所的学者的19篇文章,从经济、政治和外交三个方面详细梳理并审视俄罗斯的转型实践。

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20年来,其经济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历程:前10年在衰退的泥潭里挣扎,普京执政后戏剧性地实现了10年连续增长,然后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重陷衰退。经济篇重点围绕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展开。

程伟对世界金融危机中俄罗斯的经济表现及其反危机政策进行了评析。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在反思教训的过程中,俄罗斯没有局限于外部因素负面影响的总结,而是空前理性地探缘到自身的原料经济发展模式,进而明确提出了创新现代化道路的时代任务。当下俄罗斯正在借助世界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把反危机与现代化有机地衔接起来,实施反危机的过渡性退出与战略性进入。

在《梅德韦杰夫‘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评析》一文中,作者对梅德韦杰夫总统的现代化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去斯大林化”,首先是指消除传统上苏联经济的影响,摆脱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依赖能源原料生产与出口的发展模式;其次是指对苏联时期、也包括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发展观的反思与批判;“去斯大林化”体现在社会领域,就是指消除半苏联式的社会环境,建立以民主价值观和制度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去斯大林化”还体现在政治改革以及对外政策等其他方面。

丁佩华和戚文海都关注到了俄罗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创新战略。前者重点描述了梅普时期俄罗斯向创新经济过渡的特征,指出:较之普京的创新活动,梅德韦杰夫的创新不仅仅是指经济领域,也包括政治、社会、外交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戚文海以运用技术创新政策工具为视角,对俄罗斯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进行了评价。作者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俄罗斯强化了对技术创新政策工具的运用,特别是有关的人才、产业、财政、技术、金融和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更具理性,即政策的运用不只单纯出于反危机的需要,而是还从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台具体可行的技术创新政策。

复旦大学刘军梅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在后危机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可能会面临的挑战。作者分别从发达国家的限制性策略、国际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区域救助机制、金融开放与有效监管、美元霸权地位难以撼动等角度对俄罗斯面临的后危机挑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设想。

随着俄罗斯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其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可持续性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关注的焦点。韩爽和徐坡岭的文章详细剖析了俄罗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徐坡岭的两篇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中东欧独联体国家的转型问题。转型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打破秩序和秩序重建的历史进程,在到达彼岸之前存在明显的演进阶段性:从改革到转型启动;从转型启动后的无序和危机到新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和新秩序基本确立;从新秩序的制度矩阵基本确立到制度矩阵的适应性效率发挥出来。转型的方式和路径受制于转型的约束条件。其中,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相互制约关系尤为复杂。政治民主化为经济转型打开空间,并决定着转型的方向和边界。反过来,经济转型的深化和发展一方面为政治转型提供基础和合法化解释,另一方面也要求政治制度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因此,转型的总体效果将取决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转型的相互配合。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转型问题,我们选编了5篇论文,重点探讨俄罗斯政治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历史和思想基础的作用,并对梅德韦杰夫时期俄罗斯的新政治战略进行了详细剖析。

徐坡岭从全球化约束与政治传统张力的角度探讨了什么是俄罗斯政治制度重构的主导因素这一问题。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面临外部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和内部权威主义政治传统的双重约束。作者强调,在特定的民族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框架内,与内部规则差异较大的外部因素并不能主导这个社会的政治进程和方向。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在非西方社会里的传播,在很多时候是以工具目的出现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张力会阻止其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目的,从而使外部因素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演进中成为边缘化因素。

李淑云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治转型初始阶段的影响因素。她指出,独立初期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制度安排为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诉求、内生动力、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和外部环境作为政治转型的初始条件直接影响到俄罗斯政治转型方案的制定和策略选择。探索俄罗斯政治转型模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对俄罗斯政党政治、总统制、政府组成方式等进行深刻剖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大总统、弱政府、小议会”的权力结构现状,并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进程作出正确的梳理。

关贵海则从思想基础的视角解析了俄罗斯的政治变迁。在近30年内,俄罗斯经历了非常重大的政治变迁,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到实行相对自由的政党制度;从行政与立法权的分离和制衡,到联邦制框架下的地方分权;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严格控制,到允许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真正的主权独立。关贵海认为,就其政治变迁的方向和结果而言,俄罗斯的政治变迁既是最彻底的又是最保守的;若以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较量,或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为变迁主线的话,在两极之间摇摆是其基本特征,也是俄罗斯的历史宿命。

谢晓光论述了俄罗斯政治制度变迁与中国转型问题。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变迁有其特殊性,其当代的政治体制用“委任民主”、“可控民主”来界定有其合理性。委任民主是代议民主和权威主义的某种混合,既从前者继承了自由竞选的形式,又从后者承袭了巩固权力的非民主方式。目前,中国的转型是转型国家中成功的特例之一。中国应在汲取俄罗斯的教训及吸收自己阶段性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尝试。作者认为,政治制度变迁应做到全面、协调进行,避免片面性;制度变迁并不是单纯靠制度设计和命令、措施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实在的经济条件,并且一定要在自己的社会文化中发展出一种模式;中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庞大鹏的文章集中分析了俄罗斯的新政治战略。金融危机促使俄罗斯社会深刻反思发展道路的选择。新政治战略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政治最高领导层对发展现阶段所面临主要问题的理论思考,对俄罗斯如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战略思维。新政治战略具有鲜明的梅德韦杰夫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全面现代化的战略定位;人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技术发展的五大战略方向;政治体系的改革;人的现代化,以及在社会保障、对外关系以及军事安全等领域的一系列具体规划。

外交篇共4篇论文。程伟从历史条件约束和现实需求认知的双维视角详细剖析了俄罗斯对外战略抉择的逻辑。苏联解体本身就意味着俄罗斯对霸权战略的根本放弃,对于俄罗斯构建对外战略的准则起到了方向性制约的作用。叶利钦时期的对外战略受国内主旨诉求的强烈约束具有明显的策略主导色彩,普京总统执政以后才真正启动对外战略的谋划进程。这项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艰巨工作,要求从与对外战略密切相关的要素组群的权衡入手,通过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寻求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最佳结合点。作者指出,当下俄罗斯对外战略抉择着重遵循三项理性原则,即大国追求、经济优先和实用主义,并指出三者之间的目标定位、途径选择和战略与策略安排的内在联系。

冯绍雷则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考察了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问题。作者首先梳理了国际环境与国内制度变革相互作用的机理和渠道,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俄国体制转型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相关问题。俄罗斯无论是推进改革还是推进对外政策的调整,从表面上看,一般都是危机反应。即使俄罗斯转型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艰难空间中运行,但其对外政策基本上仍然呈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作者指出,俄罗斯无论内部转型还是对外政策都具有东西方兼顾的广阔视野,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冯玉军等人关注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中俄罗斯发展思路与对外政策的调整。在经济危机的艰难背景下,“梅普组合”率领政府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主动调整发展战略,确立了经济社会全面“现代化改造”的新目标,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力求把危机对民众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经济危机未改变俄追求“强国”的梦想,俄借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调整之机,重新审视国际环境,强调外交主动性、务实性以及外交为创新经济服务的宗旨,谋求在新格局中取得世界大国地位。

吴大辉提出的问题是:梅德韦杰夫总统已将实现俄罗斯的全面现代化作为其施政纲领的核心,并将同西方国家结成强大的现代化联盟视为主要实现路径。那么,俄罗斯寻求现代化联盟是否排斥中俄战略协作?作者认为,由于梅德韦杰夫很难在短期内将其现代化理想提升为国家的主体发展战略,加之俄欧之间无法回避的深层次矛盾以及俄美之间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障碍,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的现代化联盟建立难,发展更难。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战略并不排斥中俄战略协作。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导方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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